創建者 華夏浩劫
日本蠻橫奪取滿洲的行徑在中國其他地區激起民憤和憂慮。許多人認為日本在未來數年內將繼續蠶食中國的領土，到最後吞併全中國。一名滿鐵研究員表示：「我們需要更深入思考，為何我們的善意……無法傳達給中國民眾。」
上海的群眾舉著昭和天皇的塑像遊行，民眾對準塑像的心臟部位插滿了紙製匕首。許多中國的報社報導一名韓裔愛國人士曾試圖刺殺昭和天皇，但是子彈擊中另一輛馬車。1932年1月18日，五名日本青年化裝成佛教僧侶，在擁擠的上海街道上，高唱頌揚日本勝利的歌曲。
憤怒的中國民眾當場為其中一人動用私刑。這些僧侶是日本特務機關派出的棄子，而他們的挑釁行為為了給日本提供藉口，以「保護僑民」為由進行干涉。日本帝國海軍在上海黃浦江部署軍艦，理由是要維護日本的商業利益。隨後，日本海軍陸戰隊大舉登陸。數百名黑龍會成員和日本黑幫也攜帶毛瑟手槍、步槍、武士刀和球棒加入戰鬥。駐紮在城外的中國第十九路軍隨即投入戰鬥。
昭和天皇下詔同意之後，日本又增派9萬名部隊前往中國。部分城市區域遭到野戰炮與海軍艦炮轟擊。日本的戰機朝著擁擠的街道掃射與投彈。這次衝突導致約1.8萬名平民喪生，24萬中國人流離失所。驚愕的西方人則站在公共租界與法租界的屋頂上，從相對安全的距離觀看這場屠殺。日本吞併朝鮮與滿洲的時候，只有少數西方外交官目睹過程。數千名旅居上海的外國人在大屠殺期間親眼目睹了日本的殘暴行徑。
許多記者當時身陷交戰區。歐內斯特·豪瑟（Ernest Hauser）報導：「狗與老鼠在街頭巷尾開著狂歡派對。有些屍體被飢餓的野獸吞噬，到後來已經面目全非。」時任日本駐英大使的吉田茂在倫敦承認對上海的攻擊是一場「嚴重的誤算」。摩根財團的湯瑪斯·拉蒙特（Thomas Lamont）則感嘆日方的行動已經導致投資界還是銀行界都無法繼續承接日本的貸款業務。
1932年3月2日，第十九路軍歷經34天激戰後開始全面撤退。日本在隔日單方面宣布停戰，隨後正式簽署停戰協定，第一次淞滬抗戰結束。日本軍隊將在1937年夏天重返上海，完成侵略計劃。
當時外界普遍將中國視為東亞病夫–一個腐敗無比、瀕臨崩潰的國家。許多西方人認為中國早已衰敗，財富早在內亂中流失殆盡。然而，事實遠非如此。雖然軍閥之間的鬥爭導致財富頻繁易手，但這些財富並未憑空消失。相較於深藏未露的資產，這些流動的財富只是冰山一角。
儘管大量儲放在北京的皇家寶藏在反覆劫掠當中流失，許多深藏不露的財富還能安然無恙，例如貴族、富商家族、黑幫與不法集團掌控的黃金、藝術品和祖產。由於中國人普遍不信任家族或宗族以外的人，他們很少將資產存入銀行，而是選擇把財產變成容易藏匿的寶石與小型金條（俗稱「金餅」）
三千年來，中國社會出過無數古物鑑賞家、藝術評論家與收藏家。他們收藏青銅器、瓷器、玉器、古籍、書畫卷軸以及其他精美的裝飾藝術品。其中，商代青銅器尤為珍貴，備受追捧。這些收藏品還有詳細編目，而這些目錄本身也成為收藏家與古董商之間流通的寶貴資料。
日本收藏家購買了這些目錄的副本，所以他們可以順藤摸瓜，輕鬆找到這些珍寶的主人。 20世紀初期，中國皇室擁有數量龐大的收藏品，光是玉器就超過10萬件，大小從數英寸到數英尺，而且製作年份橫跨數百年。當時的中國皇室還擁有超過120萬冊古籍與手稿以及數以百萬計的瓷器。對日本人而言，唯一的挑戰在於如何找出中國人藏起來的黃金、白金、玉石與寶石，因為中國的富豪非常注重財不露白，為人處事都異常低調。
作者在1995年出版的《海商王》（Lords of the Rim）一書中追溯了中國商人階層的演變。據估計，全球華人企業家控制著超過3兆美元的資產。
由於歷代中國皇帝用朝貢制度的名義壟斷貿易。商人一直是官方打壓的對象，他們時常被流放，甚至全家大小一同驅逐到邊疆蠻荒之地。在古代中國，所有商業行為都算是地下秘密活動，依賴賄賂官員來規避查處。
基於這種必要性，中國的大部分財富都被小心翼翼地隱藏起來。直到19世紀末，搖搖欲墜的滿清政府才勉強允許商人浮出水面，一部分是因為迫於西方勢力的壓力，但更重要的是為了增加稅收。儘管如此，當時的中國商人依然不能使用在通商口岸的外國銀行。華人則依靠自己的銀行體系為特定的商業家族提供金融服務，農民則主要依賴當鋪借貸。
日本的情況與中國相似。日本的統治者與武士階級都視商人為社會最底層的「寄生蟲」。日本人深知中國人不會隨意顯擺財富，任憑他們肆意宰割。於是日本金融界掀起了一股到中國尋寶並且占為己有的邪門歪風。
財閥全力支持軍隊的征服行動，期望能掌控中國的礦產資源、穩健的工業基礎以及龐大的消費市場。這些企業巨頭並不僅僅是為了經濟利益。他們也懷揣著個人的野心，想要將中國的藝術珍寶與文化財富納入自己的私人收藏。
如果歹徒要在西方國家劫掠財富，他們通常會想到銀行、博物館、宮殿、大教堂和豪宅，但是他們往往忽略了檯面下的隱藏財富。在中國，真正的有錢人幾乎都會把財富藏在看不見的地方。除非用勒索和其他暴力手段，歹徒很難奪取這些財富。
日本的大陸浪人在朝鮮和滿洲累積了大量敲詐勒索的經驗。他們將銀行、博物館、豪宅等明顯的目標留給憲兵隊，而自己則專注於搜刮個體戶的財富。他們也透過販毒、酒家、、妓院、賭場、走私等非法產業賺取巨額資金。為了更順利地進行掠奪，他們與中國的黑幫暫時結盟。這些無惡不作的中國黑道份子對欺壓自己的同胞毫無愧疚感。日本和中國的黑道狼狽為奸，導致中國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財富流失。
早在數百年前，日本黑社會和中國黑社會之間就存在鬆散的合作關係。例如，福建沿海的華人貿易網絡自古便透過遠洋貿易船隊航行至非洲與阿拉伯地區。這些商業聯盟擁有自己的私人海軍和與武裝人員，同時在沿海據點及離島藏匿大量金銀財寶。這些商人的的共同敵人是中國的皇權政府，所以這群海盜聯盟自然會選擇與日本人結盟。
福建商人常前往日本長崎縣的五島列島避難。當地的領主不僅庇護他們，還派遣武士與這些海盜合作，洗劫長江南岸的大戶人家。到了20世紀，日中黑幫為了鉅額利潤而臨時結盟，便顯得再自然不過了。
如果說這個黑社會下聯盟背後有一位真正的天才，那無疑是土肥原賢二將軍。他掌控滿洲的販毒網路。他與日本的黑幫大佬們關係密切，同時也與上海青幫的領袖們交情深厚，甚至好到可以直呼對方的名諱。
當時的上海由三個政權共同管轄。占地最廣的是代表國民政府的上海市政府。此外，還有兩個繁榮的外國租界，這些租界是滿清政府在19世紀被迫讓出的領地。其中較小的是法租界，人口約50萬。雖然它叫做法租界，其實嚴格說起來不能說是法國在中國的領地。因為當時真的生活在法租界的法國居民僅約2,400人，外加300名法國憲兵。其餘則包括各種國籍的歐洲人，人數大約有14,000人，其中還有不少白俄移民。除了這些外國人，法租界還住著一些寧願接受法國統治也不要被清政府宰割的華人。
當時法租界是青幫大佬杜月笙的地盤。他在法租界內受到法國人的庇護，法國人則可以從他經營的販毒、妓院和賭場等非法產業當中獲取巨額分潤。
除了上海市政府管理的華界和法租界，上海的第三勢力是英美主導的「公共租界」。英國的影響力最為顯著，美國次之。當時生活在公共租界的外國人不到40,000人，但當時的英國在全中國都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英國政府和商界在中國累計投資了近10億美元，其中大部分資金流入上海。
到了1920年代，日本人成了上海地區人數最多的僑居群體。他們大多是商人、銀行家、旅館老闆、黑幫分子與間諜。他們聚居於上海虹口區的「小東京」，同時對西方人和中國人都懷有敵意。當時許多僑居在上海的日本人實際上是日軍入侵中國的先遣部隊。
日本早已在東亞與東南亞各地加緊準備，利用工業掩護軍事計畫，包括興建機場、港口設施及進行沿海測量。日本公司在上海黃浦江畔的核心地帶收購了三座大型碼頭，然後從這些倉庫挖掘了一條隧道。這條隧道可以直通江灣路上的日本陸軍總部與軍械庫。
在上海，幾乎沒有一件事能瞞過杜月笙。他也從每筆交易中抽取分成。凡是不肯向杜繳納保護費的商人都可能遭到綁架、槍殺，甚至家宅被炸毀。
到了1932年，年僅44歲的杜月笙已經積累了龐大財富。他出身於黃浦江對岸浦東的貧民窟。他的父親只是米店裡的苦力。少年時期的杜月笙在法租界為黃金榮跑腿賣命。黃金榮表面上是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長，實際上是法租界內的大毒梟。當時的上海黑社會分成三大幫派—紅幫、青幫與四川幫爭奪毒品市場的控制權。杜月笙向黃金榮獻策，開設壟斷上海法租界毒品交易的三鑫公司。最終，紅幫和四川幫逐漸式微。杜月笙的青幫則獨霸整個長江流域的地下產業，將勢力範圍深入中國內陸。
進入1930年代，上海的賭博產業規模已經超越全球任何其他城市，賭場每週的流動資金超過100萬美元。杜月笙在福煦路開設的181號大賭場是一棟有三層樓的豪華賭城。這家賭場為賓客提供專屬司機與豪華轎車接送服務。杜月笙經營賽狗場，吸引無數富商與權貴下注。當時的上海紙醉金迷，全市有超過10萬名妓女，活躍於妓院、歌舞廳、夜總會以及福蘭斯（Farren’s）和德爾蒙（Del Monte’s）之類的高級俱樂部。白俄女子更是極受歡迎。她們在舞池中搖曳生姿，並且為出得起高價的客人提供更多「服務」。
杜月笙與蔣介石達成合作關係之後成為蔣介石的重要金主。他們共享販毒帶來的利潤，而國民政府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杜月笙的販毒生意成為名義上合法的灰色產業。蔣介石檯面上大力推行禁毒運動，實際上是在幫忙打壓杜老闆的競爭對手。國民政府的禁煙局沒收的鴉片最終都轉交給青幫，然後再加工成海洛因與嗎啡。蔣介石透過中國農民銀行獲取分成。由於杜月笙擔任這家銀行的董事，所以當時的民眾也嘲諷這家銀行是「鴉片農民銀行」。蔣介石用這筆資
日軍在1932年首次進攻上海的時候，杜月笙派遣青幫打手與日軍作戰。蔣介石對此大加讚揚，稱之為「愛國義舉」。說穿了，這只是幫派之間在爭奪地盤。杜月笙絕不允許日本人染指他掌控的賭場、妓院與毒品市場。
土肥原賢二將軍最後提出了一個折衷方案:青幫、國民政府與日本共同瓜分上海的利益。這筆交易由顧氏兄弟執行（顧竹軒和顧祝同，兩人沒有血緣關係）。前者是上海碼頭區的青幫大佬，後者是國民黨將軍。
這筆交易讓日本憲兵隊於1932年在上海開設了第一家官方妓院。日本的資本家也開始在當地興建紡織廠、鐵工廠、鐵路、造紙廠、發電廠和銀行。曾經由英國主導的航運業被日籍輪船取代。這些蒸汽船深入長江內陸口岸，而且隨時都能改裝成運兵船。
日本沒過多久就毀棄協議，開始挑戰國民黨的鴉片壟斷地位。日本向中國輸入毒品，而且規模與日俱增。對日軍而言，向中國傾銷廉價毒品是削弱中國人意志的絕佳手段，特別是來自滿洲的海洛因藥片與摻了海洛因的香煙。這一舉動讓國民黨和青幫極為震驚與不滿。
日本在滿洲種植罌粟的規模所未有。日方甚至還進口來自伊朗的鴉片，以進行工業化生產。這些鴉片膏被運往滿洲、朝鮮與台灣，加工成嗎啡與海洛因之後透過機動帆船直接走私到中國大陸。三井、三菱等財閥控制的倉庫負責保管和物流。
1938年至1939年間，僅首爾的一座日軍工廠就生產了超過2,600公斤的海洛因，而當時的日本擁有數百家製毒工廠。這些工廠遍布滿洲、朝鮮、台灣，甚至在日本租界的中國城市(例如漢口)也有製毒設施。日本的製毒產業發展到巔峰期的時候，超過1,000家日本企業從事毒品生產與銷售，涵蓋海洛因、古柯鹼、安非他命等多種毒品。
日本的工業化生產大幅壓低了毒品價格，青幫幾乎失去了競爭優勢。蔣介石甚至一度下令他的部隊向日本人購買毒品，然後在國民黨控制區以那裡更高的價格轉售。
到1936年底，滿洲試驗已經宣告失敗。日本政府準備全面佔領中國。第一步是挑起事端，以此為藉口攻占中國的北方首都。1937年7月8日，日本駐豐台中國駐屯軍在盧溝橋附近進行軍事演習。日方宣稱演習地點傳出槍聲，而且有日籍士兵”失蹤”，於是要求進入宛平城搜查。中國軍隊拒絕，日軍隨後發動攻擊。
昭和天皇原本不太願意派遣大量軍隊進入中國，因為蘇聯在西伯利亞邊境聚集越來越多的軍力。天皇的顧問們保證：「一旦中日雙方開戰，這場戰爭最多兩三個月內就能結束。」中國方面也嚴重誤判形勢。財政部長-宋子文輕描淡寫地表示:日本在開戰後三個月內就會瀕臨破產，甚至爆發革命。」
雙方的預測都大錯特錯。盧溝橋事變迅速升級中國的全面抗日戰爭。將近一百萬名日軍在中國戰場上與中國軍隊鏖戰八年。然而這場戰爭最終沒有導致日本面臨破產與革命，反倒是中國在政治和經濟層面岌岌可危。
當東北全境落入日本掌控之後，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威脅對日本實施貿易禁運，以遏制日本發起的侵略行動。
為了保全自己唯一的權力基礎，蔣介石決定放棄華北地區，讓國民黨軍隊撤往長江南岸。這一決策改變了戰爭的戰略重心，導致日軍可以長驅直入，進攻上海及其他南方大城市。民黨軍隊撤往長江南岸。這一決策改變了戰爭的戰略重心，導致日軍可以長驅直入，進攻上海及其他南方大城市。1937年8月7日，蔣介石決定先發制人，出兵攻擊上海地區的日軍，進而藉此將美國和英國捲入戰爭。國民政府的三個整編師向突襲駐紮在虹口的日本駐軍（約5,000人）
這場戰役迅速升級，雙方紛紛增援兵力。儘管國軍在兵力上佔據優勢，但由於蔣介石的決策失誤和戰術不當，國軍錯失戰機，未能充分發揮優勢。日軍則憑藉更為優越的戰術、訓練和裝備，逐步扭轉戰局。
國軍在戰鬥過程中發生嚴重的失誤。1937年8月14日，中國空軍試圖轟炸停泊在黃浦江上的日軍旗艦「出雲號」，但飛機因為炸彈架損壞，重型炸彈落入擁擠的市區街道，造成嚴重傷亡。
淞滬會戰爆發僅一個月之後，近二十五萬中國人喪生，其中許多是婦女和兒童。
混亂的戰爭局面令東京方面大為震驚。中國的銀行、工業界和金融家迅速將財富裝上車隊，轉移至法租界或國際租界，試圖獲得西方列強的軍事庇護。
中國軍隊英勇奮戰。時間來到11月13日，國民政府發表自上海撤退之聲明。國軍沿著長江遷往南京。日軍在追擊蔣介石的過程中劫掠蘇州古城。這只是一場更大浩劫的前兆。
當日軍開始包圍南京，蔣介石再一次選擇棄城逃跑，甚至沒有組織有效的防禦。他首先撤往長江上游的武漢，隨後再撤退五百英里，進入四川山區的重慶。重慶地勢險要，日軍難以入侵。蔣介石在重慶建立戰時政府，並向世界宣告他仍然是中國的統治者。
翻譯：Patrick Sh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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