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建者 日本人攻佔菲律賓之後立刻重新啟用這些礦場，並且強迫奴工進入礦場勞動。當時的日軍到處抓人當奴工，而且他們根本不在乎成本或風險。當日軍第25軍接管蘇門答臘外海的本卡利斯島(Benkalis island)礦場之後，黃金的產量激增十倍，變成每年超過400公斤。其他被日軍佔領的礦場也出現類似的情況。
日本也不是全靠武力奪取東南亞的財富。只要有機會，日本也會靠發行代金券的方式購買各種物資。起初日本陸軍和日本海軍各自發行自己的軍用手票，而且匯率設定成1日圓可以兌換叻幣(英國殖民政府在海峽殖民地發行的貨幣)。這種手段讓日圓在當地的價值瞬間翻倍。日軍在當地發行了粗製濫造的軍票，上面沒有序號而且十分容易偽造。發行量過大導致軍票進一步貶值。太平洋戰爭進入尾聲的時候，流通中的貨幣數量已是正常水平的七倍。假仁假義的日軍試圖補救無法挽回的局面。他們的作法是透過南方發展銀行發行新版軍票，然後取代原先的軍用紙幣。每張新軍票上都印有「面額保證」與「由龐大儲備支撐」的字樣。結果就是當地民眾被日軍當成冤大頭來回宰了兩次。
日軍佔領香港之後，富裕華人家庭的豪宅、酒店、公司行號、不動產、藝術品和古董通通被沒收。日軍只給了他們一疊軍用手票或銀行票據。半個世紀後，這些家族試圖透過法律行動強迫日本兌現價值數百萬美元的票據。荒謬的是，日本方面聲稱這些票據是日本帝國政府發行的，因此現在的日本政府沒有責任兌現。許多香港最精美的藝術品至今仍流落海外，被日本民間的收藏家牢牢掌握著。當年日本人用軍票收購這些藝術品，但是那時候軍票的價值已經跟大富翁玩具鈔票一樣不值錢了。
當時的日本人坐黃包車的時候也付軍票給車伕。如果車伕沒有表示感謝，就會當場人頭落地。戰俘領工資的時候也是拿軍票，而且日本人每個月還會扣留一部分工資，告訴戰俘要等到他們
回國的時候才會歸還。日本人也會在佔領區開徵奢侈稅。汽車車主每個月必須支付相當於 300 美元的費用，否則汽車的輪胎會被沒收。
約瑟夫·格魯（Joseph Grew）曾經在1932 年至 1942 年間擔任美國駐東京大使。他曾經評論道：「即便是日本軍國主義份子也不能老是明目張膽地到處掠奪和行竊。他們得用一套制度包裝自己的搶劫行徑。他們設計了一套金融體系。這個體系也使用現金、信用、貸款、股份公司、政府補貼、交通、稅收。雖然表面上聽起來像是我們熟悉的金融制度，但實際根本不是一回事。
每當日本帝國攻佔新的領土，日本政府就會在當地建立起一套完全由日軍信用支撐的貨幣體系。如果有人膽敢不收日軍在當地發行的貨幣，下場就是死路一條。日本軍方操弄匯率，利用自己發行貨幣橫行霸道，敲詐商家。日軍也會課徵資本稅，或是乾脆直接沒收財產，殺掉公司行號的經營者之後再奴役底下的工人。日本控制的壟斷企業會把自家的商品標上離譜的低價，然後等著日本軍方上門『收購』。這種竭澤而漁的經濟制度會持續把佔領區的物資轉移到日本。一旦當地的資源被榨乾，日本人會做出某些讓步，讓當地經濟稍作喘息。他們隨後會變本加厲，從原本的經濟寄生變成直接敲骨吸髓。
為了榨取更多財富，日本殖民政府在佔領區開辦樂透彩票和賭場，並且強迫賭客使用硬通貨投注。賭客能夠帶回家的獎金只有一堆毫無價值的軍票。
日本人也會三不五時用極高的價格販售定量配給的商品，如米、香菸、糖與鹽。日本人沒有通過尋常管道出售這些物資，而是委託當地黑幫與黑市商人販售商品。這些人為了獲取毒品，選擇與日軍合作。當普通百姓想在黑市購買食物、煙草、鹽或藥品，他們只能使用先前藏起來的殖民時期硬通貨、黃金或珠寶。
黃金百合組織將戰利品分類之後，黃金、白金、寶石與藝術品首先被裝箱運往馬尼拉。沒收的股票、債券及黃金持有證則被轉移至橫濱正金銀行或臺灣銀行，然後匯入日本在中立國開設的外資銀行帳戶。
昭和天皇是橫濱正金銀行的最大股東，當時他持有 22% 的股份。宮內廳透過這層關係掌控了該銀行的股東大會。許多證據表明，昭和天皇在瑞士、南美、葡萄牙、西班牙及梵蒂岡的黃金與外匯帳戶中藏匿超過 1 億美元（相當於今日 10 億美元）的資產。
太平洋戰爭接近尾聲的時候，橫濱正金銀行發現自己入不敷出，而且先前還向被佔領區的銀行借了一筆鉅款。為了賴掉這筆債務，橫濱正金銀行拿毫無價值的軍票給自己的債主。這家銀行在戰後宣稱管理層已經全面換血。，但是昭和天皇在戰後仍是該銀行的最大股東。所以高層已經換人的說法尤其荒謬。
納粹德國沒收黃金之後會把這些黃金送去重新熔煉，並且在新的金條上刻有納粹的黑鷹卐字符號以及德意志銀行的標準編號。這些黃金接著會被轉移到瑞士、瑞典、葡萄牙或阿根廷的銀行。大日本帝國也利用相同的手法銷贓。日本人透過瑞士銀行的東京分行、葡萄牙銀行的澳門分行以及智利和阿根廷的銀行轉移沒收的黃金。他們用大型貨運潛艇運輸實體金條到這些國家。
澳門是全世界所有非官方黃金的交易中心。納粹德國和大日本帝國的銷贓行動讓澳門商人們發了一筆橫財。1944 年，盟軍在布雷頓森林會議上商討如何阻止納粹德國與大日本帝國通過中立國洗錢。葡萄牙在會議期間「忘記」將澳門列入管制名單，而且沒有人特別提出這個疏漏。歷史學家貝蒂爾·林特納（Bertil Lintner）指出：「澳門商人很快便以每盎司 35 美元的價格從外國銀行購買黃金，將這些黃金運回澳門，然後以溢價出售給任何想買的人。」
澳門在二戰期間成為華裔富豪們的避風港。他們透過貴金屬交易讓自己的財富翻倍成長。當時澳門富豪們可以大宗進貨的貨源就只有日本在世界各地掠奪的黃金。當時只有日資銀行還會在在中國沿海地區開門營業。澳門的當鋪、經紀商與投資客用硬通貨收購日本人重新熔煉的金條，然後再靠價差獲取巨額利潤。當殖民政府在戰後回歸澳門之後，澳門的富豪們拿出他們先前積累的殖民地貨幣並且以極低的價格購入最具價值的土地、建築和工廠，進一步壯大了他們的財富。
昭和天皇有一部分的個人財富經由澳門洗白，其餘則透過瑞士銀行的東京分行轉移到海外。戰爭結束時，記者保羅·曼寧（Paul Manning）曾有機會在駐日盟軍總司令部查閱昭和天皇的財務記錄。他發現天皇早在 1943 年底便開始將個人資產轉移到中立國，顯然天皇當時就已經在準備面對註定要打敗仗的結局。
日本內大臣-木戶幸一召集了日本的銀行界大老。他們同時也是天皇的財務顧問。日本政府按照他們的建議將大筆資金從東京轉往瑞士。昭和天皇在東京的現金儲備幾乎被都被移往海外。納粹德國先前用黃金支付給日本的貨款。這些黃金原先存入橫濱正金銀行在瑞士的帳戶，後來也被轉入昭和天皇在瑞士的個人帳戶。木戶也透過潛艇將一部分皇室的黃金儲備運往阿根廷和澳門。這些黃金在這兩個地方出售之後會被換成硬通貨，然後再透過銀行轉帳將這些資金轉移至瑞士。
歷史學家詹姆斯·麥凱（James Mackay）獨立研究後得出結論，昭和天皇在他的瑞士銀行帳戶存了 2000 萬美元，在南美的銀行帳戶存了 3500 萬美元，而且在葡萄牙、西班牙及梵蒂岡的銀行帳戶存了4500 萬美元。
由於大部分的戰利品流入私人金庫和皇室金庫，日本帝國政府在東南亞進行的經濟剝削策略註定會失敗。當地華僑的抵制也使得日本無法順利推行剝削政策。東南亞的華僑控制當地的原材料、工業、農業、走私和黑市。雖然日本的侵略中國行為讓他們感到憤慨，但是真正讓他們對日本人恨之入骨的原因是日軍轟炸廈門、汕頭等沿海港口城市。這些地方是他們的祖籍地。
西方企業之所以能在東南亞成功立足，那是因為它們找到了與當地華僑合作的門路。當日本占領東南亞並試圖壟斷石油、糖、米、鹽等商品市場，東南亞各地的經濟全盤崩潰了。物價飛漲，商品供應停滯。隨之而來的是大規模的失業、饑荒和囤積現象。
為了報復，日本殖民政府開始針對當地華僑進行重點打擊。日本的報復手段是出動專門從事恐怖活動的專家。渡邊渡（Watanabe Wataru）上校曾經在華北地區待了十年。他在當地專研各種流氓手段，例如綁架華裔的豪門望族，然後切下人質的耳朵、鼻子和手指。如果家屬還不肯交贖金，他會接著切下人質的乳房和睾丸。如果人質是家族的長子，他會不留情地威脅要閹割人質。渡邊靠這種下三濫的手段獲得大量的黃金、寶石和藝術品。他曾經在中國擔任特務機關的頭目。特務機關的職責包括間諜活動、反間諜、宣傳和第五縱隊的顛覆行動。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日軍把渡邊上校調任到東南亞，負責威攝馬來亞的華僑。他發表的演講和草擬的文件留下了許多廣為人知的恐怖手段:”華人經常只是表面上假裝服從。他們詭計多端，難以控制。對待他們的時候應該毫不留情。”
渡邊上校召集了他在滿洲時期的舊部下，其中一位是他在滿洲時的老朋友-辻政信（Colonel Tsuji Masanobu）。辻政信崇尚總力戰，他曾幫助策劃大日本帝國的南方作戰和山下奉文將軍的馬來亞戰役。渡邊上校的另一位幫手是高瀨徹。他曾在中國擔任第八特務機關的情報官員，同時也是“華人問題”的專家。渡邊對高瀨的評價是: 這個人的性格複雜、驕傲自負、經常與人爭吵而且脾氣火爆。但是我正好需要這種冷酷無情的人。
辻政信上校是大日本帝國當中最凶狠的特務。他一個人就具備了戈培爾、海德里希和斯科爾茲內等納粹高級幹部的人格特質。南方作戰開始之前，帝國參謀本部將辻政信編寫的作戰手冊分發給當地的日本軍官。辻政信在手冊當中多次提到劫掠中“遠東寶庫”的財富。他鼓勵軍官們動用各種恐怖手段，而且不需要展現任何同情與憐憫。他強調華僑不再能“放縱自己過著享樂和浪費的生活...日本將迫使他們‘為過去的錯誤負責，並準備好犧牲他們的生命與財產。
辻政信策畫的可怕暴行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1942年2月21日中午，所有生活在新加坡島上，年齡介於18至50歲之間的華人男性被集中於五個地點。每個人需走過一排戴著頭巾的告密者。只要其中一個告密者點頭，那名華人就會被判死刑，並在皮膚上蓋上三角形的印章。其他人則被蓋上方形印章然後釋放。最終一共有70,699名新加坡華人被帶走，遭受酷刑然後處決。大規模處決持續了好幾天。辻政信一直在現場密切監視。大多數當地華人被槍殺、刺殺或斬首，另外有20,000人被捆綁在駁船上。他們被帶到新加坡海域，然後被強迫跳入海中。沒有迅速淹死的人則遭到機槍掃射。這場噩夢史稱“肅清”或民族清洗。辻政信隨後在整個馬來半島進行類似的暴行。40,000人被殺，包括婦女、學童和嬰兒。類似的華人集體處決事件也在其他地方發生。
渡邊上校宣佈，新加坡的華人必須為裕仁天皇贖罪，所以他們必須為天皇的四月生日準備價值5000萬日元的生日禮物。這個金額相當於當時馬來亞流通貨幣總額的四分之一。高瀨徹負責徵收這筆捐款。由於當時沒有人能夠在短時間內湊到如此巨額的現金，高瀨從橫濱正金銀行安排了一筆2200萬日元的貸款，以確保可以上交足額的生日禮金。當地華人則被迫用黃金、外幣或其他有形資產來償還這筆貸款及其利息。
雖然蘇門答臘擁有荷蘭皇家殼牌的油田，但馬來亞是世界上最大的橡膠生產區。渡邊使用軍票購買了全部的橡膠庫存，準備運往日本。隨後，他命令所有橡膠種植園和加工設施出售給日本的財閥，同樣也是以軍票支付。
這場反華的恐怖統治在幾週內帶來了一些成果，但最終適得其反。大米、鹽等基本商品的供應進一步減少。渡邊為親日分子和合作者提供了特別折扣和現金回扣。一些特立獨行的地方角頭希望日本能提供充足的毒品貨源，因此毒販和黑幫成了日本的主要合作對象。
日本的剝削經濟策略離不開奴工的血汗勞動。受害者分為三個群體：當地居民、華僑和西方人，他們得到的待遇並不相同。到1942年中期，日本囚禁了大約14萬名盟軍戰俘、50萬名西方平民，以及超過100萬名華僑。儘管西方平民在拘留營的生活條件極為艱苦，但日本人對待戰俘的方式根本是野蠻殘忍。許多盟軍士兵其實是匆忙徵召的平民。荷蘭記者-喬斯·哈格斯（Jos Hagers）的父親與成千上萬名戰俘被抓去蘇門答臘建造帕坎巴魯鐵路。雖然他活到戰後，但是身體已經飽受摧殘，最終因傷重在荷蘭去世。其他人則被迫在三井和三菱財團的煤礦裡勞動。他們被迫赤身裸體，前往地下一千英尺深的礦坑工作。
日本開始殖民統治之後，許多國家的民眾被當成可以回收利用的垃圾。印尼政府在戰後表示，約有400萬人民被迫加入奴隸勞工營。他們被裝上奴隸船然後在遙遠的土地上勞動至死。大約225,000人曾在泰國和緬甸之間的克韋河死亡鐵路上工作。一旦他們過世，他們的遺體就會被填入鐵路的堤壩。到了1944年，所有15到40歲的馬來亞男性除非從事重要工作，否則都會被強迫送去奴工營。600萬名韓國人在戰爭期間淪為奴工，其中許多人被送往東南亞。
華人奴工的數量更為龐大。日本在殖民統治期間，大約每年都有一百萬中國人和一百萬韓國人淪為奴工。由於日本的礦工都被徵召入伍，東條內閣的商工大臣-岸信介從韓國引進75萬名奴工，另外也從中國引進5萬奴工。歷史學家斯蒂芬·羅伯茨解釋道:韓國奴工日本殖民統治期間享有特殊優待，中國奴工的待遇則比做牛做馬還更慘。另外還有5萬名中國人以及不明數量的台灣人被船運到菲律賓當奴工，他們最終大多數都客死他鄉。目擊者表示，黃金百合組織強迫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和台灣人挖掘隧道和寶藏庫。由於他們長期只能吃米湯或海帶湯，許多工人在工作期間活活餓死。當金庫完工之後，他們被關在同金庫裡面活埋致死。
當時好幾家日本的企業利用奴工開採礦山、建設道路、鐵路、機場和港口。三井在二戰期間雇用了最多的奴工。許多運輸奴工的船隻都是三井財閥的運輸船。川崎重工、三菱、日鐵、昭和電工等企業也雇用了數量可觀的戰俘。一位西方經濟學家形容:三菱在1945年戰爭結束時的市場地位相當於美國鋼鐵、通用汽車、標準石油、鋁業公司、道格拉斯飛機公司、杜邦、西屋電氣、AT&T、國民城市銀行、沃爾沃斯超市和希爾頓酒店的總和。當時的三井財閥在國內外擁有180萬名員工，而且擁有至少356家大公司。現在這些財團宣稱公司管理層在戰後都已經換人，所以現在它們都否認自己需要承擔任何賠償責任。奇怪的是，這些財閥旗下的銀行在美國佔領期間沒有受到任何懲罰。
盟軍戰俘在納粹戰俘營的死亡率為4%，而盟軍戰俘在日本戰俘營的死亡率接近30%。日本人對待戰俘的殘暴行為根本罄竹難書。日本戰俘營的管理員和醫護人員會故意讓戰俘死於腳氣病。作家加文·道斯（Gavin Daws）明確指控戰俘營的醫生們明知道這些人因為飲食缺乏維生素B1而罹患腳氣病，而且只需提供價格便宜的糙米就能解決這個問題。在海南島的戰俘營，菊池一郎上尉故意扣押維生素B錠並且只提供戰俘可以勉強存活的食物量，導致戰俘們的胸部浮腫、腹部脹大而且陰囊像氣球一樣腫脹。他們罹患肺水腫，最終被自己的體液嗆死。當時戰俘營裡面經常傳出濕性腳氣病患者病懨懨的喘息聲。
成千上萬的戰俘被號稱”地獄客輪”的貨船運往日本。他們一大群人被密封在貨艙裡面。由於貨艙內的環境無比惡劣，每1500名戰俘當中有100到200人在抵達日本時就已經死亡。為了避免遭遇攻擊，運送戰俘的船隻應該加上特定標記。由於日本沒有將”地獄客輪”標記為戰俘運輸船，當盟軍潛艇或飛機攻擊這些船隻，所有都被困在貨艙的戰俘都隨著船隻葬身大海。阿爾伯特·克爾德的研究顯示，盟軍的潛艇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用魚雷擊沉了16艘擠滿戰俘的地獄客輪。這些戰俘來自英國、澳大利亞、美國和荷蘭以及數千名從印尼徵召的血汗勞工。隨著16艘鐵製棺材沉沒，17,036名男子也跟著喪身大海。這16艘貨船多半是被美軍潛艇誤以為是敵對目標擊沉。其中三艘-潘帕尼托號、楊梅號和海獅二號的誤擊傷亡尤為慘烈，一共造成2,776名戰俘死亡。
日本帝國政府用軍票強行向中國的航運公司租用船舶，然後用這些船隻運送慰安婦和奴工前往日本或東南亞。調查人員發現:許多紀錄足以證實由日本頂尖企業在二戰期間負責營運地獄客輪、奴工運輸船以及偽裝成醫院船的船隻。其中包括世界前三大的航運公司、這家公司的前身以及戰爭前後與其合併的企業。其中之一是日本郵船株式會社，它的前身是東京郵船株式會社。這間船運公司收購了其中一間營運奴工運輸船的企業—朝鮮郵船株式會社。另一家是汽船株式會社。還有一家是三井集團的大阪商船株式會社。這些公司的最大股東包括三菱財閥與住友財閥。
這些企業從未替自己流通的軍票兌現過任何一分錢，也從未賠償過任何一位他們奴役的對象。
儘管有人試圖將這些企業告上法庭，但是這些人的努力都被日本和美國政府阻止了。我們將在本書後續章節中進一步探討這種日美兩國合力扼殺正義的詭異現象。
許多戰俘被送往日本之後會被送往新日本製鐵或三井財閥的礦山當奴工。他們被迫每天工作十小時，而且沒有假日。營養不良導致痢疾、黃疸、腳氣病、壞血病與癩皮病。他們經常遭到看守用鋤頭柄或鐵鍬毆打。倖存者寥寥無幾，而且就算能活下來也渾身是傷，精神受創。法蘭克·比格羅（Frank Bigelow）是來自北達科他州的二等水兵。他20歲的時候被三井集團的地獄客輪運往日本，然後再被送去三井集團的煤礦當奴工。他的身高193公分，體重卻只剩下43.1公斤。他每天只能靠海帶湯維生，甚至得靠吞食木炭充飢。某天晚上，他在礦坑深處的採煤現場工作的時候，一塊大石頭砸到他的腿，脆弱的骨頭應聲而斷。
法蘭克回憶道:湯瑪斯·休利特醫生（Dr. Thomas Hewlett）也被關押在同一座礦山。他把兩根自行車輪框線削尖之後插在我的膝蓋和腳踝。儘管有臨時固定，但是沒用。最後我得了壞疽。由於我們根本沒有醫療用品，更別提外科手術器材。·休利特醫生只能想辦法截除我的腳踝。他用一片鋸條、一把刮鬍刀、幾把小刀以及四個人在手術過程中壓住我的身體。他只能用原始的方式對抗不斷擴散的感染。他把蛆蟲放進繃帶裡，等蛆蟲吃光壞死組織後再把它們取出。這個人救了我的命，也保住了我的腿，起碼不需要整條截肢。
戰爭結束之後，比格羅和其他戰俘被帶去關島。當地美軍的情報官對他們發表長篇大論，順帶口頭恐嚇。主管情報的美軍軍官強迫他們簽署保密協議書，保證他們不會對任何人訴說自己劫後餘生的恐怖經歷。基於某些原因，美國和日本嚴格要求人們閉口不談戰俘被虐待的慘況。
日本最惡劣的奴役制度莫過於「慰安婦」體系。許多年輕女孩被強行擄走然後淪為性奴隸，其中甚至有人未滿13歲。日本政府在戰後堅稱所有的慰安婦都是自願賣淫的娼妓，而且她們的性交易都是由民間企業運營。
這兩種說法顯然都是在撒謊。日本憲兵隊從1904年開始就在韓國全權管理為日本軍隊設立的軍妓院。日本憲兵隊要插手管理妓院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嫖客可能在上床的時候洩漏軍事機密。憲兵隊的特工可以藉機剷除粗心大意的士兵或間諜。
日本的軍妓院原本都是委外分包。到1932 年，憲兵隊開始全面接管經營。典型的軍隊妓院有十個營房，每個營房分成十個房間，再加上一個老鴇用的小屋。所有房間都被鐵絲網圍起來，以防妓女逃跑。鄉村妓院沒有房間，而是帳篷。就連火車車廂也被改裝成流動妓院。韓國黑幫和日本黑幫負責妓院的安保工作。
軍妓院的簿記工作非常詳細。每一位妓女都要用表格登記每日收入和嫖客人數。多達20萬名年輕婦女和青春期女孩被迫淪為性奴，被迫為350多萬日本士兵提供性服務。每個人平均每天要接待15位嫖客。扣除食物、衣服、醫療、肥皂和水等日常開銷，她們每個月的淨收入有800 日元。由於許多女孩不識字，所以她們很容易被騙。大多數慰安婦一毛錢都沒拿到，因此她們在戰後身無分文。
關於日本對待戰俘、民間奴工和慰安婦的相關紀錄至今仍然被嚴格保密，我們無法得知許多重要細節。英國皇家海軍陸戰隊在1945年繳獲的文件中有一個令人頭皮發麻的紀錄。這是一份台北戰俘營的指揮官撰寫的備忘錄。。這名指揮官剛收到1944年8月1日由台灣第十一戰俘警備隊第十號憲兵隊參謀長發出的指令。根據指令，他得在緊急狀況下用以下方式處置戰俘：採用任何手段處決個別戰俘或者集體處決，諸如大規模轟炸、毒氣、溺斃、斬首。總之就是不允許任何人逃脫，而且要做到徹底毀屍滅跡。
翻譯：Patrick Sh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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