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ICIJ出面黑普京,美帝智商又創歷史新低-ICIJ的實際控制者是美國政府及其情報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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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就懂關係網圖
 
 
抹黑普京,是美國情報機構對俄訊息心理戰的核心要點。對此,美國可謂樂此不疲。
 
這不,最近,美國又出招了。然而,最搞笑的是,美國竟然讓“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出面抹黑普京,真是智商感人。
 
據國際在線專稿,俄新社3月28日報導,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德米特裡·散播有關俄總統普京的家人及其童年好友的謠言。他還稱,外國情報機構、非營利組織和媒體在俄羅斯總統選舉活動開始前便參與進來,並企圖“攪亂該國局勢”。
 
 
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德米特裡·佩斯科夫3月28日指出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正準備散播謠言抹黑普京後,4月3日開始,ICIJ、OCCRP等機構果真踩著鼓點開始爆料了,他們自稱得到了2.6T、1150萬份某律師事務所關於國際離岸中心及洗錢問題報導。
 
ICIJ是個什麼機構?其官網介紹,自己接受了福特基金會(中情局對外政治戰機構)、索羅斯開放基金會(顏色革命金主)的資助,是美國公共誠信中心(CPI)的一個項目。而CPI,更是主要接受了紐約卡內基公司、民主基金、福特基金會、高盛-索南費爾特基金會、開放社會基金會、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洛克菲勒家族基金等幾十個壟斷資本資助和支持慈善基金,這些基金會幾乎全部是美國情報機構的重點對外滲透工具。CPI的主要董事,也都是與美國政府及情報機構關係密切的主流媒體中有頭有臉的大人物。
 
眾所周知,美國雖然沒有公開的中央宣傳部門,但控制全國媒體及媒體人的任務是由其情報機構來執行的,其項目之一就是“嘲鳥”行動,這個項目是在上世紀50年代初由中情局特別計劃署推出的,旨在透過收買以及安插記者間諜,向美國及境外媒體施加影響。1953年以後,25家美國報業巨頭及通訊社被“嘲鳥”計劃招安。中情局的近3000名在編以及雇佣人員效力於“宣傳口”。間諜名單中不乏美國廣播公司、全國廣播公司、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時代》周刊、《新聞周刊》、美聯社、合眾國際社、路透社、赫斯特報系、斯克裡普斯-霍華德新聞社等新聞巨擘的記者。“嘲鳥”行動從未叫停,華盛頓仍向自己在“全球媒體中的代言者慷慨解囊”,後者不僅為華盛頓營造有利於美國的新聞氛圍,而且還積極炮製被美國視為敵人的他國領袖的“虛假報導”。當年,美國以及歐洲的新聞記者和媒體人物曾為獲取酬勞,秘密為中情局效力。如今,中情局仍以金錢為誘餌,繼續操控美國及全球主流媒體,而這些資本化的媒體,恰恰是此次事件的直接操縱者和傳播平台。
 
這次事件的另一個主角,是“有組織犯罪和腐敗報告項目”(簡稱:OCCRP)。OCCRP自稱,這些文件是德國報紙《南德意志報》收到,而由ICIJ與OCCRP 共同對相關媒體分享,然後與媒體集體協作進行分析和傳播相關結論。ICIJ同時也是OCCRP的合作方。OCCRP是西方造謠抹黑普京的主力,主要接受索羅斯開放基金和美國國際開發署(與中情局關係密切的美國聯邦政府機構)的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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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RP網站稱其和ICIJ是共同的文件分享者
 
 
對俄訊息心理戰的要點,是讓世人、特別是俄羅斯民眾認為訊息為真,關鍵在於讓俄羅斯人以為該訊息發布平台客觀公正、嚴肅權威。然而,美國卻讓一個長期公開接受情報機構資助和操縱的ICIJ、OCCRP等機構出面,讓這場訊息心理戰失敗得一塌糊塗,其智商又創造了歷史新低。
 
此次事件本質上是一次利用媒體和訊息技術進行的非常拙劣和愚蠢的輿論戰和心理戰。這次的所謂“泄密文件”多達2.6T、1150萬份內部文件,普通人完全無法進行掌握,也難以辨識其中真偽。據ICIJ負責人Ryle介紹,“媒體組織並不計劃像維基解密一樣發布完整數據庫,因為這樣做會暴露無辜個人的敏感訊息,他們的報導只關注公眾人物。”ICIJ 在其網站上表示,“出於尊重隱私的考慮,並不打算公布合法使用 OFCs 及境外工具的任何訊息,特別是個人訊息,只有涉及到公眾人物及已經證實與違法犯罪有牽連,才會公開相關訊息。”當然,定向和關注哪些公眾人物,由他們自己說了算。ICIJ、OCCRP只是把這些文件分享給相關的媒體以進行內部分析,選擇哪個律師事務所的文件進行曝光、公布哪些文件、突出哪些文件、在龐大的數據庫中搜索哪些關鍵詞和人名機構名、用什麼大數據工具機器和算法處理這些文件、確定哪些是違法犯罪訊息、確定哪些公眾人物和違法犯罪訊息有牽連、選擇哪些文件和訊息透過哪些媒體進行宣傳和報導,其決定權都在ICIJ、OCCRP及其周圍的相關機構、媒體及其實際控制人身上。問題的關鍵是,ICIJ、OCCRP等機構並非中立機構,而是被美國及西方壟斷財團和情報機構資助並嚴格控制的機構。
 
ICIJ、OCCRP等機構聯合主流媒體把議題緊緊設定在普京等領導人身上,對普京進行集中攻擊和抹黑,同時,被西方滲透的各國資本化媒體不斷美化ICIJ、OCCRP等機構,給這些機構冠以“獨立”、“專業”等辭藻,卻不向公眾說明這些機構的美國政府與情報部門背景,堪稱一次完美的公眾議題設置與公眾意識操縱。如果沒有客觀真實的訊息出現,或者客觀真實的訊息被資本排擠在一個極狹小的輿論場中,絕大多數公眾都是吸收了這些所謂“獨立”、“專業”機構的披露,無疑會產生反普京的基本認識,產生出契合美國政府和中情局利益的政治意識,以方便美國政府和情報機構進一步的行動。
 
為了堵住國內公知為美國洗地的嘴,我們來仔細較真一下ICIJ及其公開金主、幕後金主和實際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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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IJ官網
 
 
“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在其官網上寫得明白,ICIJ由美國記者Chuck Lewis牽頭成立於1997年,是美國公共誠信中心(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簡稱CPI)推出的一個項目。
 
2012年ICIJ官網寫的自我介紹中,提到的資助者包括開放社會基金(Open Society Foundations)、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艾德斯姆基金會(Adessium Foundation),大衛與露西.派克德基金會(The David and Lucile Packard Foundation), 皮尤慈善信托基金會(Pew Charitable Trusts) 和滑鐵盧基金會(Waterloo Foundation)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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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IJ資助者
 
 
ICIJ顧問委員會由資深反共記者和學者組成,如ICIJ頭號顧問Bill Kovach,曾任《紐約時報》華盛頓分社社長和《亞特蘭大憲政報》(The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的編輯,他曾是哈佛大學尼曼學者,也曾擔任哈佛大學尼曼基金會主管。財新網主編胡舒立、前鳳凰衛視記者閭丘露薇、曾任南方報業傳媒集團記者安替等人,均接受過哈佛大學尼曼基金會資助。2016初,因造謠抹黑毛時代而臭名遠揚的反共分子楊繼繩,獲得哈佛大學尼曼基金會頒發的“2016 年劉易斯.李仰士新聞責任與正義獎”。
 
如Reginald Chua,路透社數據編輯,常駐紐約。2009年至2011年擔任香港反共報紙《南華早報》主編。
 
CPI的資助者則披露得更多,在2014年提供資助的主要機構包括:
 
紐約卡內基公司: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
 
民主基金:Democracy Fund
 
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
 
高盛-索南費爾特基金會:Goldman-Sonnenfeldt Foundation
 
開放社會基金會:Open Society Foundations
 
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Rockefeller Brothers Fund
 
洛克菲勒家族基金:Rockefeller Family Fund
 
等幾十個壟斷資本的慈善基金。
 
 
CPI董事局成員,都是與美國政府及情報機構關係密切的主流媒體中有頭有臉的大人物,如Peter Bale ,CPI的首席執行官,曾是CNN副總裁,國際部負責人,是CNN常年製造假新聞抹黑中國的幕後黑手。擔任過英國MSN編輯部主任,負責世界各地超過40個MSN網站的內容建設;如Ninan Chacko,曾擔任美通社首席執行官;如Arianna huffington,赫芬頓郵報傳媒集團總裁和主編。
 
 
 
與ICIJ一起分享和解讀文件的,是“有組織犯罪和腐敗報告項目”(簡稱:OCCRP),OCCRP同時也是CPI、ICIJ的資助與合作者,由索羅斯開放社會基金(Open Society Foundations)、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和聯合國民主基金(United Nations Democracy Fund)資助支持。OCCRP是一個從東歐到中亞的調查記者網絡,主要攻擊普京。OCCRP甚至將普京評為2014年OCCRP年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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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rp官網披露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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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rp官網抹黑普京
 
 
CPI、ICIJ、OCCRP等幕後金主都有怎樣的背景和業績?
 
美國國際開發署:
 
美國國際開發署(英語: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縮寫:USAID),是依照美國國務院的外交政策,承擔美國對外政治文化滲透、推動他國顏色革命及和平演變任務乃至對他國進行生物戰爭的美國聯邦政府機構。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國際法教授弗朗西斯·博伊爾曾指出:“美國各政府機構一直在西非活動,試圖規避《生物武器公約》,並進行生物戰研究。當地這些實驗室的真實目的是為美國政府不同部門進行生物戰研究。的確,其中很多是由美國國際開發署建立的。所有人都知道,美國國際開發署上上下下都被中情局滲透了,中情局也與生物戰研究有關。”
 
國際開發署是美國的重要外交工具之一,它不僅活躍在俄羅斯,更是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亞等國家積極開展活動,成為中東“阿拉伯變局”運動的幕後黑手之一。美國假借對外援助的名義,扶植和鼓勵俄羅斯反對派組織,干擾俄羅斯選舉,干涉其內政,其駐俄機構被普京叫停。
 
美國際開發署最早起源於1949年杜魯門總統建議成立的國際開發援助計劃,它被作為美外交政策的主要組成部分,發揮兩方面作用:一方面是透過在發展中國家幫助消除貧困和增加商品生產,為美國開拓海外市場;另一方面是透過幫助一些國家實行資本主義制度而實現繁榮,從而削弱共產主義影響。美政府後來成立了互助安全局、外國行動局和國際合作局三個機構,負責對外援助。
 
 
福特基金會:
 
英國真正的獨立記者和學者弗朗西斯·斯托納·桑德斯在其《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原題《誰承擔後果–中央情報局與文化冷戰》)中提到,福特基金會成立於1936年,到50年代末時,基金會的資產已經高達30億美元,是福特財團最龐大的免稅機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福特基金會“自覺自願地充當美國外交政策的工具,基金會的董事、官員和美國情報機構有著密切的關係,或干脆就是情報機構的人員。”從1952年開始主導福特基金會的是理查德?比爾斯,“他在福特基金會的任期內經常與艾倫?杜勒斯和其他中央情報局官員會晤……1954年1月,他突然離開基金會加入中央情報局,擔任艾倫· 杜勒斯的特別助理,在此之前,他已經使福特基金會變成冷戰思維的先鋒了。”比爾斯的繼任者是20世紀美國權勢集團的代表人物約翰·麥克洛伊,在進入福特基金會前曾任助理陸軍部長、外交委員會主席等職,“麥克洛伊在政治上深通世故,在他擔任福特基金會理事長之後,對於中央情報局不可避免地會對基金會發生興趣采取務實的態度。”麥克洛伊專門建立了一個管理部門(以他為首的三人委員會)來與中央情報局對接,“做出上述安排之後,福特基金會就正式成為中央情報局能夠用來對共產主義進行政治戰的機構之一了。”
 
 
開放社會基金:
 
自上世紀末起,索羅斯透過旗下的“開放社會基金會”及其前身“開放社會研究所”,在“顏色革命”背後推波助瀾。2003年,格魯吉亞發生“玫瑰革命”,索羅斯拿出250萬至300萬美元的活動資金。2004年底,烏克蘭爆發“橙色革命”。有美國國會議員做證時透露,索羅斯旗下的“烏克蘭開放社會研究所”發揮了重要作用,美國透過它及“國家民主基金會”向烏反對派提供了超過6500萬美元的政治資金。2006年6月,“開放社會基金會”被指參與游說土耳其國會修改憲法,增加民眾參與;2010年4月,又被指贊助埃及反對派辦網媒,最終導致穆巴拉克下台。近年,索羅斯的基金會還不惜向學校提供大筆資金,為各地學生、學者及媒體提供傳授西方民主和價值觀念的課程或培訓,煽動群眾對現有政權的敵對情緒。
 
有輿論分析認為,所謂“開放社會”或“援助扶貧”只是表面裝飾,索羅斯的真正意圖是向全世界輸出美國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透過國家政權更替,為自己的金融投機鳴鑼開道。而港大一旦讓外國資金有機會滲透,將使公眾質疑其隨時可能成為“顏色革命橋頭堡”。
 
 
卡內基基金會:
 
卡耐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是另一家傳播美國政治理念的著名美國慈善機構。卡耐基基金會是最富有的基金會之一,美國冷戰鬥士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曾於1946至1952年擔任該基金會主席。杜勒斯是“大規模報復”理論的提出人,曾任美國國務卿。卡耐基基金會為美國外交政策智庫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的建立提供了最多的資助。蘇聯解體後,卡耐基基金會在莫斯科設立了辦事處。它透過俄羅斯主管私有化的副總理葉戈爾•蓋達爾(YegorGaidar),向俄總統鮑裡斯·葉利欽提出建議。結果,卡耐基基金會獲得了中情局“特洛伊木馬”的綽號。由於私有化,俄羅斯這個曾經驕傲自大的工業化國家,迅速淪落為一個破產的第三世界國家,無力支付工人工資,需要依靠外資才得以生存,因為其中央銀行被取消了製造貨幣的權力。俄羅斯政府的征稅權也受到大幅度的削弱,其社會事業被放棄。
 
卡耐基基金會與美國政府的關係密切,其兩任主席分別曾任美國國務院情報局局長和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全球事務主任。該機構也試圖在中國建立一個類似於其在俄羅斯的附屬機構,向中國提出私有化計劃。卡耐基基金會與美國政府具有廣泛聯繫,尤其是在安全和情報領域。
 
 
洛克菲勒基金會:
 
洛克菲勒基金會因其在印度資助發起綠色革命而聞名於世。綠色革命以擴大全球糧食供應為幌子,顯然推進了美國,尤其是洛克菲勒集團石化企業的商業和地緣政治利益。綠色革命的現代化技術需要大量使用水、化肥、拖拉機、灌溉、現代化農場裝備和能源。它便於美國農業綜合企業滲透進入發展中國家,為美國工業、石油和化學產品打開市場,而這正是洛克菲勒商業帝國的領域。
 
二戰後,美國政府為了做自由世界的領袖,認為必須研究和了解蘇聯。透過美國國會的立法和參眾兩院的推動,美國政府正式由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與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卡內基基金會聯手,大批撥款,提供贊助,在各大名校建立區域研究的機構。在1953—1966年十幾年的時段裡,福特基金會即給了美國三十四所著名的研究大學兩億七千萬美元(相當於現在的二十多億美元),進行所謂的區域研究。1966年中情局的一份研究報告強調,“貨真價實”的基金會,如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內基基金會等“是最好的,也是最不易被懷疑的資助掩護機構”。福特基金會的董事、官員大多與中情局關係密切,有些就是特工人員。麥克洛伊擔任該會董事長時,曾為數十名中情局特工提供掩護身份,並設立一個管理部門,專門處理與中情局的關係。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在其《誰承擔費用——中央情報局與文化冷戰》中寫得更清楚:真正幫了中央情報局大忙的是諸如“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卡內基基金會”(Carnegie Foundation) 這樣的大牌基金會。中央情報局往往將經費撥到這些基金會的帳上,然後這些基金會再以自己的名義把錢“捐助”給中央情報局指定的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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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讓ICIJ、OCCRP等機構出面抹黑普京,這幾乎等於讓美國政府和美國中情局出面抹黑普京,這又有什麼公信力呢?如果說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美國剛剛創造出形形色色的NGO和基金會時候,這種手段還有一定迷惑性,那麼到了2016年的今天,除了那些智商全世界墊底的中國公知,誰會相信ICIJ、OCCRP及其背後的卡內基、福特基金會、高盛、開放社會基金會、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以及美國國際開發署(美國政府機構)這些機構是客觀、中立、獨立、公正的民間組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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