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巨塔的共犯

事實上,面對白色巨塔中的共犯結構,大家都只能束手無策
醫療改革的必要性,不能再為人忽略

或許,救人與害人,就在一線之間。近十年來,葛蘭素史克藥廠(GSK)害的人,可能不比救的人少。

賣藥殺人?這標題確實太過份,但是我們不能否認的是,一家家大藥廠的黑暗面!葛蘭素去年7月因醫藥詐欺,被美國司法部開罰30億美元,創下歷史上藥廠最高的罰金後,最近在中國又鬧出行賄大戲,根據中國公安部經濟犯罪偵察局指出,總金額超過30億人民幣,完整透露了外國藥廠在中國的「潛規則」。這都看得出來,藥商的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除了必須監督社會責任外,我們首先必須分析,葛蘭素的明星藥品,或者也可說是商品,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葛蘭素出品的抗抑鬱症藥物Wellbutrin,原來只被美國聯邦食品暨藥物管理局(FDA)核准用來治療重度抑鬱,但是葛蘭素卻宣稱具有減肥,以及治療性功能障礙的療效,而糖尿病用藥Avandia,則會令心髒病患發作機率大增,葛蘭素卻沒有照實向美國政府申報。針對這兩項藥品罪名,葛蘭素在去年7月即付出30億美元用於支付美國聯邦與地方政府的刑事與與民事賠償。

針對抗抑鬱藥Paxil被醫學界濫用給18歲以下的青少年和兒童服用,容易造成腎髒病變,葛蘭素也同意認罪。兒童常用抗生素藥物Augmentin,用來治療鼻竇炎以及中耳炎,則驗出含有塑化劑DIPP,在2011年7月,一度被香港衛生署明令下架。2011年2月,世界衛生組織也調查發現,葛蘭素的Pandemrix流行性感冒疫苗,在售出的47個國家中,有12國傳出會造成兒童嗜睡症狀。這麼多的罪狀,難怪葛蘭素史克成為眾矢之的。畢竟全世界沒有任何一位一般病患,能夠清楚了解自己服用的藥物,是否具有副作用與傷害人體的可能性。

這四年來,葛蘭素史克在現任CEO維迪(Andrew Witty)的領導下,確實負面新聞連連。針對30億美元的懲罰,他公開說,「已經從犯下的錯誤中學到教訓。」維迪也同意,將接受美國政府長達五年的監督,這就像一個總是不認錯的壞學生,現在終於被校長抓到把柄,並且每一天都要在校長身邊乖乖讀書。

英國土生土長的維迪,在諾定咸(Nottingham)念大學,這裡是俠盜羅賓漢的故鄉,自古就有劫富濟貧的俠義風氣,但顯然維迪在藥廠的作為,是反了過來,劫貧濟富。從1990年代以來,製藥公司確實是狂妄自大的,尤其面對更多變的市場,以及保險體系、政府監管的挑戰,藥商們都顯得腳步遲緩。

的確,葛蘭素史克不是唯一的壞學生。在FDA與美國司法部的判罰歷史上,2009年輝瑞藥廠也因為不當行銷遭罰23億美元;禮來藥廠在同年也以同樣原因被罰14.2億美元;默克藥廠也因為給醫院回扣,在2008年被罰6.5億美元。這四大藥廠,可以說是全球藥廠的「F4」!如果他們生產的藥品一瞬間消失,會有數千萬人、乃至於上億人的健康受到影響,無論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一輩子都很難不吃到F4的藥品。

在財報上,葛蘭素史克一個季度要公開認列約4至5億英鎊的法律費用支出。可以想見的是,相較於蘋果要應付層出不窮的商標與專利訴訟,大藥廠們的訴訟的牽連更廣、規模更大,可以說是所有行業中的「訴訟冠軍」。這樣的天文數字,但比上葛蘭素去年達418億美元的巨額營收,仍是很小的數字,大約就是百分之一而已,不痛不癢,但卻是必要之惡。

必要之惡?因為藥廠與醫生之間的陰暗面,早就被多部荷李活電影寫實描述過。藥廠邀請醫生到拉斯維加斯開會,名義上說是培訓內容,但實際上卻是極樂之旅。在電影中,毒品、女人、賭博、金錢樣樣不缺,回家之後怎麼向藥廠回報?就是賣藥、開藥。根據葛蘭素史克自家的調查有12%的醫生,在參加完類似的培訓後,願意對兒童與青少年開出抗抑鬱藥物。縱使這是違法的、違反醫德的。

談到現金賄賂,不僅在中國很有一套,葛蘭素史克在全球都橫行無阻。在維迪默許下,葛蘭素史克的銷售員,把大把大把的現金用諮詢費、餐費、娛樂費,讓醫生報賬。拿人手軟的醫生們,雪白的醫師袍上,黑污點越來越多。

我們可以想一個畫面:在醫院旁的星巴克咖啡店裡,藥廠的美女銷售員遞上了燙金的名片,向靦腆的宅男醫生淺淺一笑。

事實上,面對白色巨塔中的共犯結構,大家都只能束手無策。一項新藥的上市,藥廠絕對不會從路邊的藥房開始推銷,一定從醫生下手,這造成收賄成為「普遍」的醫院現象,當然,我們不能一竹篙打一船人,有醫德的醫生畢竟不在少數,但是很少有的醫生與醫療從業人員,能夠從內打破這個共犯結構。

不論是藥廠或政府醫療體系,一旦進了這些大宅門,所有人都再也無法堅持自己的個性與創意。因為這些工作的幕後,就是層層疊疊的官僚組織與典章制度,不需要創新,也不想要創新,畢竟只要照著規範做事,在壟斷的市場中,就有源源不絕的福利好處可以拿,這還未包括灰色地帶的收入。加入了共犯結構,你怎能不變成共襄盛舉的犯人?待得越久,表示你越認同這樣的做事方式與價值觀,就像魚和水的關係,什麼樣的魚,在什麼樣的水中生存生活得悠遊自得。

事實上,藥廠的問題,只是全球龐大醫療體系的冰山一角而已。美國管理大師波特(Michael Porter)與維珍尼亞大學管理學教授Elizabeth Olmsted Teisberg曾經合著《重新定位醫療保健》(Redefining Health Care)一書。波特在書中指出,美國醫療體系情況惡劣,包括定量配額、服務質量低落,還有醫療失誤比率居高不下。尤其嚴重的是,醫療業者本身在成本與服務上,有著難以解釋的差距。美國人在醫療上,花了相當於16%的GDP金額,卻只能換來不得不接受的低落質量,這早已不是秘密。醫學創新上,更是難以想像的落後,平均要等上17年時間,一項醫學上的新發現,才能廣泛應用到大眾身上。

「他們在錯誤的時機、錯誤的地點,為了錯誤的事而爭執不休。」 波特挑明了說,包括病人、保險業者、醫生、藥廠與整個醫療體系,不但沒有創造價值,反而拆散了價值。

波特強調,這絕不是一場零和遊戲。彼此角色,都應該正向創造價值,不該是惡性循環,病人、保險業者與醫療體系,付出大筆的保險費用,卻不知如何衡量質量與價值,反倒以削減成本為運作導向。而這個削減的過程,是像踢皮球一般,把自身成本轉嫁出去。

現在你在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走進醫院,所有的看病流程,跟上世紀、上上世紀有什麼不同?前台掛號、醫生問診、開單領藥,各個醫療環節真的牢不可破,毫無創新的可能性。什麼時候我們看病,能夠跟用iPhone、iPad一樣方便?我們在醫院診間等上半天,等到的只是醫生30秒的迅速診斷,更不用說醫療糾紛在全球的日益增加,醫療改革的必要性,不能再為人忽略。

美國一般人也深知醫療體系的腐敗,尤其現在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美國人赴海外就醫的醫療模式也誕生了。早在2006年,美國《Business 2.0》雜誌的調查便指出有超過50萬美國人到海外就醫,費用是美國的3折到8折之間,例如匈牙利與南非的牙科、馬來西亞的心臟科、印度的髖關節、紐西蘭的骨科、以色列的生育手術,都是美國病患清楚的新出路。事實上,美國消費者肯定也不願意遠赴海外就醫,畢竟醫病信任關係,甚至語言溝通都是問題,但就是因為價格過高,加上整個美國醫療體系的問題太嚴重,才造成這樣的新出路誕生。

撰文/楊方儒(《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常務副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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